原文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日明報星期日生活版。山崎豐子辭世，我想以此文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
我在文中談到前廣播處長張敏儀，因為此文我與她亦有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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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香港知名度最高的山崎豐子作品，要選曾改編成電視劇、並在近十年於香港公仔箱播放過的《白色巨塔》和《華麗一族》（《女系家族》也播過，但是在沒太多人留意的雞腸台）。在一九七三年發表、以日本金融改革為背景的《華麗一族》，是她創作生涯的分水嶺。此作巧妙地融合了《女系家族》式的豪門恩怨和日本官商勾結的社會現實於一爐。從此作起，日本戰後政治舞台成為山崎氏打後所有作品的重要完素，尤其是日本經濟騰飛的六七十年代。在愈華麗的皮相之下，包著的現實只會愈醜陋。
《華麗一族》之後，是於一九七六年發表的《不毛地帶》，開始其與《兩個祖國》和《大地之子》所組成的「戰爭三部曲」系列。此系列探討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在國際政治舞台所面對的種種問題。三部曲之後的兩作：一九九九年的《不沉的太陽》和二○○九年的《命運之人》，寫的是置身大時代的小人物所面對的命運煎熬，為近代山崎作品的特徵。今次想集中討論此兩作品，除了此兩作是山崎最新亦是她的最後作品之外，也因為社會派小說的「以小說作為評論載體」的功能在此兩作發揮得淋漓盡致。
置身大時代的小人物
在讀《不沉的太陽》之前，我讀了另一位社會派作家橫山秀夫以自身經驗寫成的《登山者》。《登》的背景，是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發生的日本航空123號珍寶機空難。此為人類史上死傷最慘重的空難，總死亡人數為520人，僅4人生還。橫山未當全職作家之前，是一位社會版記者。當年他效力的報社《上毛新聞》，正好是空難發生點群馬縣御巢鷹山的地方報。橫山以《登》探討新聞人士的操守和人命的價值。在網上調查御巢鷹山空難時，發現山崎豐子也以此事件為中心寫了長篇小說《不沉的太陽》，旋即對此產生強烈興趣。《不》曾於2009年改篇成電影，主人公恩地元由渡邊謙主演。此套榮獲第33屆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的《不》，雖然片長三小時廿二分，但仍將小說版不少劇情簡化，其中簡化得最明顯的就是政治問題。
《不》雖以御巢鷹山空難為中心，但是故事的起點卻在空難之前的廿幾年，讓讀者了解空難的病灶是何時長出來的。主人公恩地元是國營企業「國民航空」的東大畢業菁英分子，但是陰差陽錯之下他接任了航空公司工會（日文稱為「勞組合」）委員長的職務。為了航空安全著想，他與資方周旋，要求合理待遇和休息時間，甚至不惜發動罷工爭取。腐敗的資方幹部和國營企業的幕後大老「自由黨」政治家對此相當不滿。工會委員長恩地卸任後被流放至偏遠地區巴基斯坦、伊朗、肯尼亞等地長達十年，是為公司對他的懲罰。資方也另立「御用工會」，抗衡原有工會的勢力。
恩地為何會被流放達十年？電影沒有交代的一個關鍵字是「共產黨」：恩地被「抹紅」。日本戰後有一段共產抗爭史，先有戰後美軍政府GHQ的清共政策，之後有反安保學運和引致三人死亡廿七人受傷的連合赤軍淺間山莊事件。當時的日本自民黨一黨獨大，日本人聞階級鬥爭而色變，總部設於代代木的日本共產黨成為眾失之的。小說裏不停說恩地「與代代木有聯繫」，不但是激進分子的代名詞，更加是對一個人事業的謀殺。
從空難剖析日本當代政治
失卻工會監察的「國航」，國營企業的獨特問題逐一浮現：政治家可隨時干預企業運作，隻手遮天，甚至變成執政「自由黨」政客貪污腐敗、搜刮私利的提款機器。而最令人氣慣的是，國營企業因為貪污腐敗的損失，卻要由納稅人去承擔。「唯利是圖」這個硬幣的另一面就是「罔顧飛行安全」，維修、機組人員過勞工作，飛機檢查出了問題，最終引致死傷慘重的御巢鷹山空難。主人公恩地就是在這個時間點，接任「國航」內沒有人願意承擔的受難家屬聯絡工作，才可以回歸日本。及後的劇情有「利根川大臣」因應御巢鷹山空難要求「國航」私有化，由關西財界空降新總裁。新總裁重用恩地為特別顧問，改革「國航」。可惜，新總裁和恩地最終都敵不過企業內的既得利益者，結局恩地更自行選擇重新流放至肯尼亞。
在讀此作時，正好發生數十人死亡的甬台溫鐵列車追撞事故。我不禁將列車追撞事故與御巢鷹山空難連結在一起。日本有媒體、公民社會，甚至如山崎豐子的作家借事件反思事件，針砭時弊。不單有助釐清責任，更可避免慘劇再次發生。但是列車追撞事故之後，中宣部卻明確指示地方媒體不可派記者採訪，不做反思性報道。如此媒體控制，不但無法追查出事件的病灶，更是強姦市民「知的權利」。
知情權的界線
民眾的「知的權利」，山崎的封筆作《命運之人》正是討論此一問題。在二○○九年推出的《命》，旋即於二○一一年推出漢譯版，是山崎小說漢譯版推出的最快紀錄。此作曾於本年年頭在本地媒體被炒熱，除了因為年頭推出了由本木雅弘和松隆子主演的改篇日劇之外，亦因為前廣播處長張敏儀曾在報章撰文，將唐英年在競選論壇大爆梁振英於行政會議說過「防暴警察鎮壓示威」及「限制商台續牌」的泄密事件引致身敗名裂，比作《命》的主人公弓成亮太。讀完《命》的我總覺得此比較奇奇怪怪的。
所謂「知的權利」，是與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掛勾。而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天賦人權，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公約》第19 條寫得相當清楚。但是「知的權利」的界線在哪裏？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9條卻列明知的權利之相關義務和責任，就是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以及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和道德。
《命運之人》明顯是建基於「山西事件」。此事之歷史背景是二戰後沖繩被美軍接管。六十年代末葉時任日本首相「佐橋」主張收回沖繩主權，逐與美國斡旋。主人公弓成是「每朝新聞」的政治記者，追蹤日美就沖繩回歸問題的談判，而雙方就美軍基地撤走的土地復原問題一直談不攏，但是雙方卻突然宣布談判成功。弓成透過於外務省工作的外遇對像三木昭子獲得美日政府的機密外交電文，證明日本政府與美國有密約，代美國墊支美軍基地土地復原費，討好美國政府。（題外話：當年沖繩回歸美日的外交談判桌上還有日本纖維出口限制，史稱「賣絲買繩」。）弓成本來以隱晦方式報道沖繩密約寄望引起社會討論，但卻收不到預期效果。他於是將機密外交電文交給反對黨議員，代為質問「佐橋」政府。政府否認密約的存在，可是議員在質問時亮出了機密電文引起外務省注意。一查之下，就查三木和弓成兩人。兩人即時被政府以干犯公務員法起訴。
「佐橋」政府對於任內最大政績被蒙上污點感到忿怒，除了堅持追究到底，還勾結司法系統大力渲染三木和弓成的婚外情，進行人格謀殺。公眾掀起討論知的權利，新聞界也認為弓成沒有盡好記者的最大責任：保護消息來源。最終兩人都被判有罪，雖然毋須坐牢，但卻從此身敗名裂，失去原來的事業和家庭。就連弓成工作的「每朝新聞」也付出沉重代價，銷量大降，甚至曾經休刊。
港人的知情權，何去何從？
看完如此討論，你認為唐英年和弓成是否可以類比？無論可否類比，兩者之間仍有最大的一個分別，就是美國政府在二千年相繼公開政府機密文件，證明沖繩密約的存在。弓成的原型西山太吉透過司法程序要求平反，上訴得席。梁振英否認「防暴警察鎮壓示威」及「限制商台續牌」之說，無論等上一千年一萬年，都不會有人公開行政會議文件，查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