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的生活艱苦到討厭平穩，就會思變。
由舊政權過渡至新政權，這個國度成功轉型至正式的社會主義，是北歐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地廣，取締中央集權，改以聯邦制管治。各州份成立州政府，適度的自治。經過公投後決定脫離聯邦的地方，亦應充讓其獨立。
新政權成立初期，當然經過一段頗長的「磨合期」。舊共和國解放軍死抱權力保護權貴，但是民眾及國際社會，較支持擁抱普世價值的民主聯邦改革勢力。舊共和國殘黨苟延殘喘，只在西部山區當土皇帝。聯邦政府已經掌握了東部至中部緣海地區的實際統治權，人民正在休養生息。
國際社會對新的「中華聯邦國」更為接受，廣受世界各國尊敬。中國由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轉型至多黨派民主聯邦政府的經驗，受各國贊揚，並成為非洲國家第四波民主運動的主要參考方案。中華聯邦國的上台，並不因為它是由一個擁有絕對權力但深得民心的天使推翻暴政，而是它基於講求權力制衡的民主普選制度。中華聯邦國揚棄了舊共和國只求經濟發展犧牲一切的國策，轉為追求權力制衡、人權、國民生活質素和環境保護。縱使聯邦國的經濟數據並不及舊共和國，但是國民無論快樂指數、國民體格及道德都因應新政權的統治方針而大幅提升。
每個新政權都要面對的問題，是過去政府的違法及不義行為的彌補。舊政權直至倒台，都仍未就其統治期間的種種暴行作公正的評價及補償。聯邦政府就「轉型正義」的問題，成立多個真相調查委員會，由學者、官員及記者等等人士組成。另外，就像當年民主德國(東德)倒台後，一切舊共和國的機密檔案都予以公開。
身為歷史學者的我被委任為一九八九年屠殺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委員。委員會除了要調查事件真相之外，也為將建於天安門廣場的「八九屠殺紀念館」作資料搜集。調查委員會的目標，是要還完歷史的全部真相，認清史實，以史為鑑，防止全世界任何國家重蹈覆轍。
這個重任交托於我，也有雙重的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為八九年的死難者討回公道，另一重的意義，是要調查我爸下落。
聯邦國成立後，人們擁有言論自由，可以自由討論一九八九年屠殺事件。而被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的父親，也成為各界的討論焦點。
但是，國民被迫封口四十多年，真正知道家父去向的人，已經不再存在。我只能透過以前留存下來的資料，去推論家父的下落。
我對家父的認識不深，他消失的那個清晨，我才剛剛滿四歲。媽哭著淚眼抓著我的小手說爸爸沒有回來，我也只呆呆的站住傻笑。
家父是湖南長沙人，家母說他是長沙馬王堆漢墓遺址的考古隊長，屬於工人階級。一九八九年發生民主運動，五月中爸爸帶領考古隊其他隊員趕到北京聲援，並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而我和家母卻留在長沙老家等待家父歸來。
家父在民運的角色，並不明顯，但家母說他全心全力地投入民主運動。他是負責物資運送之類的支援工作，一直都避開了媒體的鎂光燈。六月四日凌晨，北京街頭發生了舊共和國人民解放軍屠殺市民的事，家父負責將死傷者用單車送至解放軍301醫院。子彈在他的身邊刷過，甚至擊中了他的單車，彈出火星。他在昏暗的街燈燈光之下，在長安大街驅車前進，耳邊傳來機槍掃射及救護車的響聲。爸爸來來回回的把被開花彈打斷手腳的學生、工人、圍觀民眾送到醫院。死傷者鮮血染紅了家父的手，他抓著醫院外科部主管醫生的白抱，留下鮮明的血印。家父哀求醫生務必要把死傷者救活。家父沒有看清那名醫生的名牌，只依稀看到他姓蔣。
「蔣醫生，求求你。」
我恍惚就像在現場聽到爸爸在荒亂的醫院大堂這樣哀求。我幻想到那位蔣醫生只以眼神回覆家父，就轉身為皮開肉綻的受傷者動手術，一片一片的把開花彈的碎片取出來。
以上這些，是家父在六月四日中午致電給家母報平安時所講，再由家母轉述。這亦是家母最後一次聽到家父的聲音。家母憶述，電話中途被截斷了，家父還未答他會去那裡避難的問題。
家母的說法，雖然我是相信的，但我沒有任何實質證據證實。工自聯成員趙洪亮接受訪問時親證，在六月三日晚解放軍開槍之時，他臨急趕回工自聯總部把工自聯成員名單燒毀，以防軍人秋後算帳。從此，工自聯除了韓東方、呂京花和趙洪亮等知名成員之外，到底還有甚麼成員，根本無從證實。
我們兩母子最後一次見到家父，是在六月五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
手持旅行袋，穿著白色恤衫、淺藍色長褲的男人，昂首在長安大街阻擋著解放軍38師的坦克陣前進。坦克被擋停了下來，男人爬上坦克，與坦克駕駛員理論。後來幾個人合力把他拉走，電視新聞把這個畫面形容為「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沒有人知道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是誰，唯獨是在電視機前的媽媽認得他。我還記得媽媽兩行眼淚，指著畫面向我說:「你爸...」
家母擔心家父的安危，但卻無法再聯絡上他。後來國內媒體傳出「螳臂擋車的歹徒」名為「王維林」，反倒令家母安心。並不是母親知道自己認錯那個男人，而是傳媒認錯了那個男人，反倒可令家父有機會逃過解放軍的追捕。母親是鐵了心的認為，那個男人就是家父。
「他肯定是你爸...」等了三十年，在病床彌留時她仍然是這樣堅稱。乾癟的面容，從鼻腔抽出血液的插鼻喉，還有機器發出來的嘟嘟聲，伴隨著她用九牛二虎之力說出來的這句話。
屈指一算，家母也走了十年。
三十年來，家母一直等候家父的歸來，但我認為他們只能在天國相聚了。
八九屠殺之後，家母獨力的把我養大。家庭一家之主在八九年之後失縱，根本不是甚麼奇事。只不過，沒有人知道我是「螳臂擋車的歹徒」之子，我們兩母子為保命也對此事守口如瓶。
年青時，家母見我成績不錯，就把我介紹給家父的前僱主，是一位有名的歷史教授，從此我就走上了歷史研究之路。歷史教授的兒子，八九在北京唸大學，也在屠殺時被殺害。教授自己本身研究古漢史，他卻強烈建議我去讀現代史，或許是他死去的兒子也是主攻現代史吧。
讀書時期國內外不停傳出「坦克人」或「王維林」下落的不同說法。電視畫面見到，家父的而且確是獲救了，但他卻從此消失。有人說他被關押，也有人說他逃到台灣去了。國內外不少人說他被坦克輾死了。舊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江澤民接受國外記者訪問時說他知道「王維林」仍然生存，似乎都只是胡謅。就是在他任內全中國建立起金盾工程，阻礙網絡自由，禁止國人說真話。這樣人還有誠信可言嗎?
另一個說法是，「王維林」被便衣公安抓到了，抓進了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軍事博物館。但是，他卻趁無軍人看管時逃走，再走上長安大街阻檔101師的前進。但是，101師沒有如38師般把坦克停下來，「王維林」的血肉就藏在坦克車的履帶縫間。
沒有人把這個畫面攝下來，也是一個沒有證據證明的說法。
我從前共和國的秘密檔案紀錄，找不到當日101裝甲師出勤的紀錄。有關八九屠殺的政府文獻，似乎舊共和國早就有人處理掉了。
互聯網紀錄，眾說紛紜，但卻沒有甚麼實質的證據。我曾親身到北京長安大街一帶打聽，試圖找回四十年前營救「王維林」的參與者和目擊者，可惜無功而還。
我也曾經訪問過工自聯的高層，我說出家父的真名，問問他們有沒有印象。他們的答覆也只有搖頭。
四十年，足夠把任何歷史的真相侵蝕得無影無縱。
我的使命，就像當年站在坦克陣前的家父。我面對的，不是冷酷的國家機器，而是人類習慣遺忘的犬儒習性，還有四十年來舊政權為了掩飾屠殺行為而對歷史的肆意扭曲，以及威權統治餘波之下人民的冷寞。
我要以一人之力抵抗這些圍著事實真相的障翳，把八九歷史的真相還原出來。
爸，請賜予我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