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四十五條關注組還是叫作四十五條關注組時，社會需要的是律師，去反對基本法 23 條，成為了英雄。隨後出現的，是各律師的訪問，題到他們的生活。我們需要生存指導，他們是成功人士，人們都想效法。但當四十五條關注組改名變成叫作公民黨的政黨，人們對他們的 Perception 即作 180 度轉變，他們不再是媒體的寵兒。律師，又回歸那種為富人辯護的低下形像。
2003 年另一件大事，是沙士。從此，社會更加需要醫生，因為醫生也是英雄。醫生不但指導我們的健康，舉凡公共衛生、醫藥分配、病者護理、情緒控制、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臨床院牧，甚至就連流行病學和生物統計全都精煉有研，不單是醫護的精英，還是社會上的精英。報紙訪問醫生，除了那些典型就健康問題提供專家意見，例如廿五歲前是否需要注射加衛苗預防子宮頸癌、食奶粉會否引致便秘及兒童使用水楊酸產品會否出現雷爾氏綜合症之類，可能記者本身資料搜集已經可找到答案，但需要醫生作為一個專家去 endorse 。還有就是名醫世家的專訪，了解醫生怎樣培養子女成為新一代的醫生，贏在起跑線之上；醫生亦教你聽音樂，原來某音樂會挑動人的情緒；家庭醫生在報紙上教你炒股，怎樣買 LV 袋會較為著數等等。醫生對社會民生百態的萬能程度，比蔡子強、呂大樂、健吾、沈旭輝有過之而無不及。
香港需要醫生，因為我們渴望被醫治。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老細和我就一事再起辯駁。他說某一分析不需要理會背後統計的假設，因為統計學只是工具。我就和他說，其實醫藥都只是一件工具，是否就不需要理會背後的假設？就以手術醫治腦腫瘤為例，我們假設手術醫治腦腫瘤有效，而做手術亦假設該病人腦中有腫瘤，而且該腫瘤適合用手術治療。我向他說，假如有個病人說他頭痛，你會選擇Ａ：為他照 CT 看看有沒有腫瘤，再決定是否有腫瘤，評估該腫瘤是否適合施手術，還是Ｂ：即時開腦，因為你想救治他或者你很想做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