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就章」三個字,「就章」好似是指皇帝通過法例。「急就章」就是皇帝草率地急著去通過法例。垃圾會到底通過偷聽條例是不是「急就章」,這個要大家思考思考。
回歸以來不少法案都是「急就章」。最明顯的例子是母語教學,最後香港教育成了一池死水,教育因此二分為「中中」及「英中」的標籤,會考放榜只聽到中中生英文科成績有幾差。廿三條也快成為另一次的「急就章」,幸好及時制止了。
「急就章」的原因,是因為浮躁、被迫,前者佔多。結果就是一池死水,要是結果是好的,這叫做「多快好省」而不是「急就章」,而且受人尊敬。
最近發現「急就章」是引起自己現在的煩惱的主因,決定太過Aggressive,卻沒有想過自己的能力為荷。無論財政上好、仕途上都好,正想方法修正。
很少會在日記全數引文,但下文很好,情理俱備,引自汽車碼頭。自問自己其實都以不專業為榮。但實在有不少人以專業菁英自居,看不起其他人。社會已經無視「博學多材」的人。誰「有say」,只是在乎於他日間辦公室的位置,讀過甚麼沙紙。我敢肯定天水圍街市賣魚婆、和生圍魚塘佬,甚至每天落手劏魚的陳師奶,對淡水魚類的商業、生態,比在立法會代表漁農業的黃容根議員為多。

《以不專本業為榮》 梁啟智

立法會的功能團體據說負責代表專業智識,新聞媒體總愛每事訪問專家意見,大學選科一定要找個畢業即獲專業資格的學科,似乎現今社會只有專家才有權說話。與此同時,學術分工越來越精細,學科之間的鴻溝不可逾越,世間事物被學院斬件批發處理。學科分隔和專業化不利知識傳播已是老生常談,但對我來說卻是個切身體驗。

我是一個地理學博士生,雖然諗地理算起來已有十年時間,卻還是不大敢確定自己的專業為何。指導教授從入學第一天便說,要以當一個不專業的學者為榮。在這每個連區議員的街版都刻上「專業」二字的時代,指導教授的說法也實在嚇人。當學者,目的不就是要當權威,掌握知識的最終解釋權嗎?

回想自己的學術歷程,似乎也極為不專本業,終日在不同的思想模範之間迴轉。週身刀,卻肯定不是每張都同樣鋒利。大學本科畢業,到了麻省諗一個扶貧發展與地理信息的碩士班,日子過得快樂而漫無目的。我一方面和來自六大洲的同學天天辯論馬克思,邊吃墨西哥包邊對奕後發展主義和新社會運動理論;另一方面又向理科教授學習量化分析、衛星遙感、馬可夫鏈還有元胞自動機模型,最後寫了篇完全是電腦程序的碩士論文,還拿了個全國論文獎。能夠同時諗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很快樂。

畢業後,在紐約一所著名大學的氣象研究所分析厄爾尼諾和颱風的關係,希望把所學的空間分析貢獻社會。大城市的生活很快樂,工作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認同,薪金又足以讓我衣食無憂,本來已是無求。然而工作了一年時間,總是覺得天天對着電腦數據好像是欠缺了些什麼。思前想後,決定把名校優差辭掉,訂機票到非洲去。

從前聽教授談草根發展理論,這次決意要飛越大洋看個究竟,不再從衛星圖片看世界,而要走到群眾當中去實踐。可是當我站在某個小國深山部落的中央,看着老教授如何吃力地與當地官員每天週旋,才發現學院的理想主義到了現實世界只是拉牛上樹,當地所面對困難不是談談參與或充權就可以解決。原來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科學還是人文,似乎都不足以解釋世界,更莫論要經世濟民。

從非洲回來,腦袋中的疑問越來越多。似乎每當我要專心的做一門學問,我便立即會懷疑這條門路的不足,很快便會變得困惑。你問我的內行是甚麼,我想好像甚麼也是,又好像甚麼也不是。到底甚麼是專業?為何總得只可選一個?前路茫茫苦無對策之下,我決定諗一個地理學博士學位。

開學了,學系規定每個博士生都要修讀學術思想史,縱觀地理學從人類在山洞裏畫第一張地圖起算的轉變歷程。在這個學期當中,我認識了很多什麼什麼主義,實證結構後實證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現象學等等,被這些名詞弄得頭暈眼花。然而在被書本積壓得天天想退學的同時,我發現在不同的研究方法當中兜兜轉轉,完來並不限於自己的個人經歷,而是全球學術思潮的一部份。

原來不少開山老祖也曾經迷信過只有已被証明的才可以算是知識,沒想過甚麼知識獲得或不獲得証明其實充滿政治。原來地理學也曾大受芝加哥學派影響,大搞各種量化模型分析,如中地論和同心圓城市發展模型等等。結果弄了一輩人的精力,卻發現現實世界比數學模型要複雜得多,社會行為難以完全理性預測,大教授的方程式受不起賣魚勝的實戰考驗。乘着社會科學中的「文化轉向」,不少地理學人轉為研究個人和群體的空間感觀經歷,討論「地方歸屬感從何而來」等的以人為本的題目。

有意思的是,新一代人沒有取代前一代人。在同一個地理系當中,你仍然會找到人研究山川水木,卻也有人反思都市重建,還有個年輕新晉專門搞「流行曲地理學」。雖然你相信統計數據,我相信實踐考察,然而道不同卻更會共相為謀。在同一屋簷下反而更有助互相了解,互相優化。至此,我總算開始明白博導對「不專業」的堅持,原來是要我們海納百川。

在美國,一般的大學本科學位都會分為文學士、理學士、工學士等等,博士學位卻大多沒有這樣的分野,通通稱為哲學博士。有說這是因為無論你諗的是任何學科,是精算考古化學還是天文,到底還是一個哲學的追求。大學道上,在乎的不是派別門系而是盡其在我。別的學系我說不了,然而在我待過的地理系當中,都從來不介意師生們用任何方法研究問題。似乎上天把我這個無法死守一種思想模範的人安排去諗地理,是個用心良苦的絕配。

不羈是無邊無際,但有板有眼。原來要甚麼都懂一點點,才可能知道不同模範的優點缺點。系內一直鼓勵狂讀女性主義經典的同學最少也要知道何謂複迴歸分析法和主成份分析法,也叫追蹤龍捲風的多讀點薩伊德和葛蘭西的社會理論。需知道,輕視很多時候都是出於無知。

但我還是會承認我是一個數學模型的外行,只是我堅持面對量化研究時我還可以談點歷史。如果我的學生寫明州雙城區發展,無論當中的統計分析有多複雜高深,如果全篇不談聯邦政府早期對美國西部鐵路發展的扶持,這份功課還是會被打回頭。數學模型的預測需要乎合歷史地理的現實,歷史地理的經驗也有助我們建立更完備的數學模型。只有兩個思想模範對話,學術思潮才能夠不斷推陳出新。否則,任何人都會無權過問公共政策,因為那是政治學的專業,其他人的外行。還好我認識的政治學者都有足夠的胸襟,不會在吾等地理人談論政府施政的時候叫我們不要說三道四。

不應只有使用地理學的模型才有權解釋地理。地理學人談山脈海洋,也歡迎詩人和商人來加一把嘴。能有更多的人用不同的角度討論問題,當然是高興也來不及,又豈會感歎?就算對方犯下最基礎的地理學錯誤,例如誤信環境決定論(將自然條件和發展條件對等)或無視尺度依賴(如用人際關係來比喻國際關係),也不該板起專家的臉孔說這是百年前的過時看法。畢竟求學問是要叫我們學習謙遜。

如是者,在過去數年的博士生歷程,我搞過電腦模型研究行山路線,又寫過程序分析幾何圖形結構,然後做了個唐人街人口轉變的統計,到現在在寫一篇中國內地地圖出版審查的論文,實行要繼續不專於本業下去。反專業是不可能的,但困窘於專業卻同樣無謂。我還未至於敢教醫生開刀或替工程師蓋樓,但如果他們需要我的空間模型來分析疾病傳播或城市規劃,我仍會義不容辭。從來沒有聽說過誰有權研究地理之類的問題,因為地理學人的研究對象其實和其他學科沒有分別,同是人類社會的花花世界。

過去一個月來,我無意挑起了報上一場經濟活動與政府職能的辯論。懶理學科分界的地理人,回到崇拜專業分工的香港社會,頓時無所適從多多得罪。其實這是社會學科裏上百年的大題目,每個分科流派的人都會有意見,恐怕沒有一個學者會有膽量說自己的立場就是真理。認識論模範的辯論就如口味之爭,饅頭用不着也不可能取代米粉。與其各自各精采,不如來個南北 fusion 菜。